天然气路线图

公平分配、缩小差距和富裕百姓的全新思路战略和对策上怎样解决分配不公、缩小各种差距、富裕老百姓，这样的思路研究和建议，对于我们建设一个和谐和富裕的社会，要比责难这些问题有着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是除了国营企业外，对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也可以贷款。五是党管干部与现代公司治理及薪酬体系的冲突。

企业的简单、扩大再生产均由国家计划决定，货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仅起到核算的作用，不存在金融职能，也无所谓金融企业和金融改革。1986年开始，一些国有企业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公开发行股票。2002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国有保险公司的改革要求：坚持国家控股的原则，加快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步伐，通过吸收外资和社会资金参股，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经营活力和竞争能力。1985-1986年，各地都开始进行组建城市信用社的试点。首先，1979年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城市设立了城市信用社。

1981年，我国在上海分别试办了同城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和异地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一)1979—1993年：经济增量改革下的金融改革——从经济需要构建基本金融体系这一阶段的金融改革，是为改革提供新的资源，同时配合新的改革战略。今年早些时候，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在学术圈以外几乎还不为人知时，出版了《精神的水平：为什么越公平的社会往往发展的越好》一书。

三月，随着汽车制造业的瘫痪，福特前子公司——伟世通，突然关闭了位于英国的工厂并解雇了所有工人。右翼观点牢牢掌控着西方政治经济领域如此长的时间，所以现在可能正是其慢慢失去控制力的时候。她指出，遍布西方的反全球化团体和左倾的环境保护团体仍然积极活跃并富有创造力，而且其中有些团体已经注意到了经济问题。在 今天 这个栏目中，大卫·卡梅伦（注：英国保守党党首）一直在谈论政府紧急削减开支的问题，而某协会的领导则一直在激烈地捍卫公共部门职员的工资。

摩根说很多左派文学作品给人感觉只是在堆砌词语，只是在堆砌修辞。而且它从敬爱的葛兰西、马克思和凯恩斯那儿获得了强有力的观点。

劳森怀疑，是否是因为金融危机突然展现的大好政治机会使左派手足无措：所有的圣诞节一下子一起到来了，而我们却不知如何应对。不过里面扑面而来的气氛让人感到震撼。从60年代起这场革命就开始了，它是量变的，要慢慢来，现在正在继续。这本书不论在右翼出版界还是自由出版界都获得了如潮的好评。

但是，在农村，人们知道这和以前不一样了。气候变化也许注定会使环境保护论更有势力。这本小册子具有惯常夸张的党派风格——现在，我们有了奋起反抗的榜样——不过这也说明左派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反应可能并非一无是处。令人气馁的是左派几乎没有相应的反应。

（某些组织比如说）指南针不想成为现实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女的有个大大的帆布背包。

主讲人是艾利克斯·卡利尼科斯，他几十年来一直是社会工人党（SWP）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这个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奋斗的英国边缘党组织了这次大会。在这个阳光分外明媚的夏日早晨，我坐在从斯托克·纽因顿（注：伦敦北部社区）到伦敦市中心布卢姆斯伯里的巴士上。

这个公司已经决定要利用这次经济危机把我们一甩了之。起初我们想开车撞开工厂前门，后来发现工厂后面有个大门就开着呢——没有人比工人更了解工厂了——我们就这么走进去了。安全工作压力组织的成员来了。尤其是由玛格丽特·撒切尔在70年代首次推行的右翼经济和政治观点，终于失去了其坚不可摧的气势。书中揭示了像英国和美国等最激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缺陷，包括从肥胖症到暴力犯罪以及心理健康等方方面面。但现实还不像左派观念中的经济状况一般无可挽回，尤其是鉴于这次金融危机。

诺兰和他的许多同事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罢工，但他们用硬纸板作床，就在睡在了车间冰冷的地面上。以往的经济现状一去不复返了，人们急需的是政治策略。

左派只是不再对经济抱有希望， 经济学家保罗·奥梅罗德说，他是左派事业的同情者。在2009年马克思主义峰会的闭幕式上，主会厅的空气依然污浊但所有座位都被热切的听众坐满了，安全工作压力组织的全国组织者马丁·史密斯中断自己的讲话，朗诵了一首美国激进派作家兰斯顿·休斯的短诗——《延迟的梦》。

同时，他警告人们，会出现新的不同形式的政治斗争，更多平民参与，更加危险，更多像BNP（注：新纳粹种族主义极右翼党）一样的法西斯党派。在这个过渡期，各种致病的征兆出现了。

布莱尔和卡梅伦的所有政见看起来更像温和时期的产物。演讲者都极富魅力，且来自不同的领域：有激进派剧作家大卫·埃德加，工党异见人士、下院议员杰里米·柯比，冉冉升起的年轻协会的头头马克·塞沃特卡。直到经济开始衰退，左派都没能亮出本应属于他们的竞选王牌——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的。当雨水浇透了他的头发和短上衣时，他仍然笔直地坐着不动，他对大雨的蔑视令人印象深刻，但却有点儿荒唐。

我确实觉得好像出现了很多可能的小小机会：社区农业、人们通过物物交换过日子、不使用电。马克思1883年去世，凯恩斯1946年去世。

吉奥夫·摩根——工党前顾问、左派资深观察家，认为：这个对左派来说应该是难以置信的有利时机。过去一年本应是令左派欢欣鼓舞的一年：自由金融资本主义在巨大的全球实验室所做的实验以失败告吹。

进入21世纪后，即使是内容新鲜、获得成功的左翼书籍，像纳奥米·克莱恩的《休克主义》，或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芮合著的《帝国》，也在假定全球资本主义是极其强大的，依克莱恩的话就是资本主义正在征服最后的疆域。另外，从那时起，根据奥梅罗德的说法，左派更加关注其他问题，像种族、性别、性等。

对此说法听众表现出无可奈何，但又不情愿的满足表情。这一主题——各地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都借用了左派用来驯服资本主义的传统工具，这是偷走了左派的衣服——在这次大会上被反复提及。不同于某些左派人士的立场，克鲁达斯支持对二级银行进行救助——你不能让整个体系崩溃——他并不认为涉及各类衍生工具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的改善，能使社会回归到一如往常的经济和政治状况。葡萄牙左派集团在欧洲选举中只获得了10%的投票率......可是统治阶级正拼命地抓住凯恩斯理论的片段不放。

西方大学也变成了生产右翼经济学毕业生的流水线，而且在这些流水线上生产出的毕业生，甚至不认为对自由市场的完全信任代表了一种政治立场。这同之前的一代人相比，有极大的差别。

不管左派是否处于危急关头，他本人的政治轨迹似乎是上升的：2001年他被选为下院议员，六年后，他在工党副领袖竞选中赢得了最多的第一优先选择票（最终哈里特·哈曼借第二优选票胜出），他被看作潜在的工党领袖，如果工党——这很有可能——在一次普选失败后真正左转的话。但是左派过去更愿意以改造社会为目标，而不是等着社会发生改变。

他们爬上屋顶和防火梯，宣布他们会一直占领工厂，直到得到满意的解雇条款。今天是峰会的最后一天，也是据称将迎来会议高潮的一天。